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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国家测绘局成立三十周年。看到历尽坎坷和曲折而发展的测绘事业，一片兴旺发达的喜人景象，使我们更加怀念它的主要创建人陈外欧同志。
陈外欧是湖南茶陵人。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，同年加入共青团，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。他参加过长征和南泥湾屯垦，以及三五九旅南下广东北返延安的艰苦斗争。他身经百战，负伤多处，战功显著，是我军优秀指挥员之一。1953年奉调任军委测绘局长。1956年，国家测绘总局成立他又首任局长。1976年担任总参测绘局顾问，一直到1984年9月1日病逝，他把他的后半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国的测绘事业。
陈外欧到国家测绘总局工作，是周恩来总理亲自“点将”的。恩来同志把成立国家测绘总局的意义和目的，以及尽快测出基本图的要求，当面向他做了指示。多少年来，他为实现周总理亲自交给的任务，呕心沥血，百折不挠，甚至后来被诬身陷囹圄仍不忘此重托。
对于国家测绘总局的工作性质，他形象的比喻为“走在龙头，位在龙尾”。他把国民经济建设看做一条“龙”，测绘工作是“尖兵”，要走在“龙”头，但是，尖兵毕竟不是主力，它的序列理所当然要排在后面，因此要甘当服务员，要作无名英雄。在国民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，国家急需基本图的时候，行使政府职能，有步骤地对全国测绘工作进行规划和管理是必要的，但不抓紧国家基本测图势必延误大事。他力主国家的基本测图，外靠总参测绘局的合理分工，密切协作；内靠把力量形成“拳头”，把指挥权集中到总局手里，建立一支调得动，上得去的“野战军”。
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国家测绘总局以总参测绘局调来的一部分测绘队伍为基础，在国务院的支持下，把地质、石油等部门的基本图测绘队伍，都合并到国家测绘总局，形成一支政治素质和技术力量以及仪器装备都较好的队伍。这支队伍与总参测绘局一道，从1956年到1966年，在全国范围内布设了各种大地控制网，测制了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区一比五万比例尺（部分地区一比十万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。国家测绘总局还施测了约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一比一万比例尺地形图。开展如此大规模测绘，动员人数之多，施测面积之广，进展速度之快，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。
对于测绘管理体制，他历来主张以条条管理为主。因为测绘工作是统一设计，全国布局，不宜分散进行；一些无图地区，自然环境险恶，只能以会战形式攻关克险；测绘队伍专业性强，又是“小门小户”，下放下去经不起牵扯；经费有限，只能集中使用，到处撒芝麻盐，解决不了问题，也办不成大事。这种管理体制，保证了国家基本测图的高质量和高速度，受到中央的肯定，1966年中央发文确定，国家测绘总局在各省的分局，实行总局与所在省双重领导，并以总局领导为主。
测绘外业工作，点多线长，高度分散。把队伍撒出去，要各自为战，没有过硬的思想作风是完不成任务的。外欧同志认为队伍的建设，首先是思想建设。他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、好方法，成功地移植到测绘工作中来。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十分强调干群一致和干部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。他深入基层，能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他认为这不只是克服官僚主义问题，而且是最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。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深入到基层。职工的理想抱负，安危冷暖都挂在他的心上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，能用兵必先爱兵，只要在平时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心上，在紧要关头就会创造出奇迹来。测绘职工素有不怕苦不怕死的光荣传统，在具有探险性质的征服大自然的搏斗中，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有的知险而进出生入死，有的为抢救同志舍生取义，有的在土匪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，这些就是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例证。
测绘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。知识分子占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外欧同志认为能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关系到测绘事业的成败，决不可等闲视之。他能够顶住压力，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。在“文革”前，知识分子最背时的时候，他在会议上公开为之鸣不平。他说：“要论功劳，他们最大”，在当时有此评价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每次政治运动，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首当其冲，他都尽量设法保护知识分子。反右派时，知识分子成堆的国家测绘总局，错划右派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是最少的，只占职工总数的万分之二。他有意保护几个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，他说：“保护起一个，实际上影响了一片；大旗不倒，不乱阵脚”。这样做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为数众多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，在测绘界工作，大多能心情舒畅地发挥他们的专长。
外欧同志尊重知识分子，更注意培养测绘人才。他认为从长远看，测绘事业需要众多的专业人才，办训练班只能解决燃眉之急，办正规教育才是久远之计。他建议把解放军测绘学校升格为测绘学院，成为我国第一所测绘专业的高等学府，他自兼院长，用相当大的精力办学。国家测绘总局成立后，武汉测绘学院移交给总局领导，他为武汉测绘学院发展，也耗费了不少心血。他每年几乎都要到学院检查帮助工作，在师资调配和经费拨发上，都格外予以照顾。夏坚白院长对他这样热心于兴学办学，每每予以称赞。现在两所测绘学院的毕业生，都已成为测绘战线上骨干力量。一批有成就的测绘科技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，外欧同志的“经过几十年的奋斗，我国的测绘科技要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”的夙愿，即将变成现实。
外欧同志最讲求实事求是，不搞浮夸，不说假话。他对测绘工作中的弄虚作假、伪造成果的恶习恨之入骨。他认为“一条线造成的误差，打仗可能造成无谓牺牲，建设要损失成千上万，造假是对人民的犯罪”。一经他发现，重则绳之以法，轻则推倒重来。在外欧同志任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总局局长期间，重视质量，蔚成风气，用图单位称之为“信得过”产品。
多年来，他对“左”的流毒深恶痛绝。凡是他能够抵制的他都设法予以抵制，以期减少损失。“大跃进”时期，他对共产风和浮夸风带来的恶果痛心疾首。他敢于直陈弊端，不为己忧。“文革”前他对林彪“政治可以冲击一切”的谬论，少传达，不扩散，在实际工作中不贯彻。对江青在政治上伸手，他较早地有所警惕。正因为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不肯随波逐流，敢于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，所以难逃厄运。1959年被戴上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的帽子，十年浩劫中被诬陷入狱，冤狱长达近五年之久。尽管两次受到错误的处理，他对党仍然是感情如初，忠心不改，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。
外欧同志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，自奉甚俭，经常是布衣素食。他经常出差，却从不借机游山玩水，连理应享受的定期疗养，他也让给别的同志。他有两个女儿在外地工作，调到他的身边并非难事，他到死也不向组织提出调动她们的要求。他逝世后，人们说他是“两袖清风，一腔正气”，是不过誉的。
1962年，他的所谓“右倾”问题****后，组织上本来要另行安排他的工作，但他高位不就，高薪不拿，仍然回到测绘战线来。他说他对测绘事业有了感情，一切对他都是亲切的，甘为测绘献出自己后半生。外欧同志实践了自己的心愿，他为创建测绘事业，竭尽心力，九死不悔。直到晚年他仍关心着事业的发展，念念不忘为测绘献身的战友和同志。“甘为测绘献此身”是外欧同志自勉，也应当成为后来人热爱测绘事业、鼓舞自己前进的座右铭。＊
陈外欧是湖南茶陵人。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，同年加入共青团，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。他参加过长征和南泥湾屯垦，以及三五九旅南下广东北返延安的艰苦斗争。他身经百战，负伤多处，战功显著，是我军优秀指挥员之一。1953年奉调任军委测绘局长。1956年，国家测绘总局成立他又首任局长。1976年担任总参测绘局顾问，一直到1984年9月1日病逝，他把他的后半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国的测绘事业。
陈外欧到国家测绘总局工作，是周恩来总理亲自“点将”的。恩来同志把成立国家测绘总局的意义和目的，以及尽快测出基本图的要求，当面向他做了指示。多少年来，他为实现周总理亲自交给的任务，呕心沥血，百折不挠，甚至后来被诬身陷囹圄仍不忘此重托。
对于国家测绘总局的工作性质，他形象的比喻为“走在龙头，位在龙尾”。他把国民经济建设看做一条“龙”，测绘工作是“尖兵”，要走在“龙”头，但是，尖兵毕竟不是主力，它的序列理所当然要排在后面，因此要甘当服务员，要作无名英雄。在国民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，国家急需基本图的时候，行使政府职能，有步骤地对全国测绘工作进行规划和管理是必要的，但不抓紧国家基本测图势必延误大事。他力主国家的基本测图，外靠总参测绘局的合理分工，密切协作；内靠把力量形成“拳头”，把指挥权集中到总局手里，建立一支调得动，上得去的“野战军”。
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国家测绘总局以总参测绘局调来的一部分测绘队伍为基础，在国务院的支持下，把地质、石油等部门的基本图测绘队伍，都合并到国家测绘总局，形成一支政治素质和技术力量以及仪器装备都较好的队伍。这支队伍与总参测绘局一道，从1956年到1966年，在全国范围内布设了各种大地控制网，测制了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区一比五万比例尺（部分地区一比十万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。国家测绘总局还施测了约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一比一万比例尺地形图。开展如此大规模测绘，动员人数之多，施测面积之广，进展速度之快，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。
对于测绘管理体制，他历来主张以条条管理为主。因为测绘工作是统一设计，全国布局，不宜分散进行；一些无图地区，自然环境险恶，只能以会战形式攻关克险；测绘队伍专业性强，又是“小门小户”，下放下去经不起牵扯；经费有限，只能集中使用，到处撒芝麻盐，解决不了问题，也办不成大事。这种管理体制，保证了国家基本测图的高质量和高速度，受到中央的肯定，1966年中央发文确定，国家测绘总局在各省的分局，实行总局与所在省双重领导，并以总局领导为主。
测绘外业工作，点多线长，高度分散。把队伍撒出去，要各自为战，没有过硬的思想作风是完不成任务的。外欧同志认为队伍的建设，首先是思想建设。他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、好方法，成功地移植到测绘工作中来。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十分强调干群一致和干部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。他深入基层，能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他认为这不只是克服官僚主义问题，而且是最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。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深入到基层。职工的理想抱负，安危冷暖都挂在他的心上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，能用兵必先爱兵，只要在平时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心上，在紧要关头就会创造出奇迹来。测绘职工素有不怕苦不怕死的光荣传统，在具有探险性质的征服大自然的搏斗中，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有的知险而进出生入死，有的为抢救同志舍生取义，有的在土匪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，这些就是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例证。
测绘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。知识分子占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外欧同志认为能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关系到测绘事业的成败，决不可等闲视之。他能够顶住压力，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。在“文革”前，知识分子最背时的时候，他在会议上公开为之鸣不平。他说：“要论功劳，他们最大”，在当时有此评价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每次政治运动，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首当其冲，他都尽量设法保护知识分子。反右派时，知识分子成堆的国家测绘总局，错划右派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是最少的，只占职工总数的万分之二。他有意保护几个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，他说：“保护起一个，实际上影响了一片；大旗不倒，不乱阵脚”。这样做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为数众多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，在测绘界工作，大多能心情舒畅地发挥他们的专长。
外欧同志尊重知识分子，更注意培养测绘人才。他认为从长远看，测绘事业需要众多的专业人才，办训练班只能解决燃眉之急，办正规教育才是久远之计。他建议把解放军测绘学校升格为测绘学院，成为我国第一所测绘专业的高等学府，他自兼院长，用相当大的精力办学。国家测绘总局成立后，武汉测绘学院移交给总局领导，他为武汉测绘学院发展，也耗费了不少心血。他每年几乎都要到学院检查帮助工作，在师资调配和经费拨发上，都格外予以照顾。夏坚白院长对他这样热心于兴学办学，每每予以称赞。现在两所测绘学院的毕业生，都已成为测绘战线上骨干力量。一批有成就的测绘科技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，外欧同志的“经过几十年的奋斗，我国的测绘科技要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”的夙愿，即将变成现实。
外欧同志最讲求实事求是，不搞浮夸，不说假话。他对测绘工作中的弄虚作假、伪造成果的恶习恨之入骨。他认为“一条线造成的误差，打仗可能造成无谓牺牲，建设要损失成千上万，造假是对人民的犯罪”。一经他发现，重则绳之以法，轻则推倒重来。在外欧同志任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总局局长期间，重视质量，蔚成风气，用图单位称之为“信得过”产品。
多年来，他对“左”的流毒深恶痛绝。凡是他能够抵制的他都设法予以抵制，以期减少损失。“大跃进”时期，他对共产风和浮夸风带来的恶果痛心疾首。他敢于直陈弊端，不为己忧。“文革”前他对林彪“政治可以冲击一切”的谬论，少传达，不扩散，在实际工作中不贯彻。对江青在政治上伸手，他较早地有所警惕。正因为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不肯随波逐流，敢于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，所以难逃厄运。1959年被戴上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的帽子，十年浩劫中被诬陷入狱，冤狱长达近五年之久。尽管两次受到错误的处理，他对党仍然是感情如初，忠心不改，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。
外欧同志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，自奉甚俭，经常是布衣素食。他经常出差，却从不借机游山玩水，连理应享受的定期疗养，他也让给别的同志。他有两个女儿在外地工作，调到他的身边并非难事，他到死也不向组织提出调动她们的要求。他逝世后，人们说他是“两袖清风，一腔正气”，是不过誉的。
1962年，他的所谓“右倾”问题****后，组织上本来要另行安排他的工作，但他高位不就，高薪不拿，仍然回到测绘战线来。他说他对测绘事业有了感情，一切对他都是亲切的，甘为测绘献出自己后半生。外欧同志实践了自己的心愿，他为创建测绘事业，竭尽心力，九死不悔。直到晚年他仍关心着事业的发展，念念不忘为测绘献身的战友和同志。“甘为测绘献此身”是外欧同志自勉，也应当成为后来人热爱测绘事业、鼓舞自己前进的座右铭。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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